星岩书院位于广东肇庆，为北宋名臣包拯于公元1041年所建，是西江流域兴建最早的书院，至今已有千年传承。包拯被世人尊称为“包公”“包青天”，一生俯身为民、刚正不阿，其所创办的星岩书院也深深地打上了“清心为民”的文化品格，闪耀于西江流域赓续千年的文脉传承之中。

 “包公治端”：生活生产与文化建设并重

公元1040年，包拯出任端州知军州事，决定兴教育以开启民智、畅文化以促进融合，选址城北宝月台创办了星岩书院，“四面荷花，星岩拱峙”“临碧沼可观鱼，坐石墩可望月”，山水相伴之间学子更能静心思学。

包拯唯一的传世诗作就是写于端州，名为《书端州郡斋壁》，其开篇两句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无疑就是他个人的真实写照。包拯入治端州的时候已年届不惑，但躬身为民、清正廉洁的本色和初心不改。据史料记载，宋时端州为偏荒之地，经济落后、民生凋敝，百姓常受“春瘴”和水患之苦。为此，包拯一方面带领百姓“凿井治瘴”，以清洁水源根治瘴疠，留下一座座“包公井”；另一方面在城郊开渠凿池、兴修水利并开垦荒地，防治水患的同时发展生产，极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。

包拯在解民忧、除民患的同时也在关注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对当地百姓的教化和文化启蒙。古代端州作为“南蛮”之地，远离中原文化，常有“杀人祀鬼、巫觋挟邪术害人”陋俗，且一直未有官学，只有零星的私塾和家庭延师教子，兴学重教、兴文化人迫在眉睫。包拯的“文化治端”采取了诸多举措，最重要的就是创办了半官学形式的星岩书院，让私塾优秀的子弟能够通过入读书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，着力培养岭南的地方人才。为了办好书院，包拯不但自己捐俸办学，还聘请了咸平元年进士、曾两度担任端州刺史的梁燮任书院掌教并主讲督课，一时间书院学子汇聚、学习气氛浓厚，所谓“朗朗经声明月上，入门疑听课书声”。除了创办星岩书院，包拯还创办了文昌宫以兴儒学，有崇文尚德、教化时人之意。

 “包公治端”虽然只有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，但是措施得当、成效显著，且生活生产与文化建设并重，极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，民心为之一聚。

几度沧桑轮转成为文化教育基地

星岩书院几度沧桑轮转，先是于北宋元丰年间经知州王洎已改名为“西石头庵”，后于南宋淳熙年间由高要人黄执矩复名；明朝万历年间，肇庆知府张一栋在星岩书院旧址建观音殿、殿后建楼称为太和阁以作禅用。

直至进入清代，随着包拯的“青天之名”日盛，作为其文化遗泽的星岩书院也日益受到世人的瞻仰和重视，不但有增建、修葺的厅堂院所，“星岩书院”之名也一度得以重现。康熙年间，高要知县王有芳在观音殿西侧建“包公祠”以纪念包拯；咸丰年间，知府郭汝城收没观音殿并复建书院名为“龙图书院”，正厅塑包拯像，两旁为学舍，改禅归儒，“忱足以上追乎名臣，而不愧乎宋之龙图”；同治年间，高要学者彭泰来认为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是从端州离任之后的事，以“龙图”命名书院不妥，于是复名“星岩书院”，由肇罗道蔡燮题额，此时书院内设有院长室、众绿厅、强学堂和斋堂，而且这四处建筑的楹联都由当时的朝廷高官、书法家题写；光绪年间，先有知府张曾敭重修书院，增建斋舍、讲堂，购置书籍，后书院旧址设师范传习所，翌年改为法政传习所；光绪三十四年，改办高要阖邑公立中学堂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先是在1950年于书院旧址设立高要县第一中学，后于1953年迁址并改称为肇庆市第一中学至今。日月不居、珠流璧转，于千年文脉涵养中的星岩书院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，融入当下吐露时代芳华：赓续书院传承的肇庆市第一中学作为国家级示范高中，桃李芬芳、清风育人；于2017年揭牌重建的星岩书院“遵行古训”，秉承以文化人，成为传统文化宣传和培育基地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。

西江流域的人才培养摇篮

星岩书院自包拯创建之后，于历史的长河中演进赓续，几度易名、儒释皆用，但以文化人、教育世人的初心宗旨始终不变，名师汇聚、博育良才，文人雅士吟诗相颂，成为西江流域的文化传播阵地、人才培养摇篮。

星岩书院汇良师育梁才，尤以清朝为盛。前述的光绪年间知府张曾敭除了重修星岩书院，还亲自主讲课程，章程课文设置为官课1次，对取得超等、特等和“上取”“中取”成绩生徒均从优酌给奖赏；师课2次，“上取”亦给奖赏。光绪二十二年，三甲进士、名噪一时的积学之士陶邵学任星岩书院主讲，连任8年，“培养士风、磨砺‘实学’”，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人才，树立了严谨的学风，使得书院名声大噪，与端溪书院并称于时。此外，著名文士李光廷、张午桥、方睿师也曾主讲星岩书院。书院培养的很多学生不但学识敦厚，而且秉承了包拯的刚正品性，入仕后敢于直陈时弊、为民请命。书院学子苏廷魁为道光年间进士，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，为官耿直、敢言敢为，曾上疏道光皇帝力陈时弊，“力数文华殿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罪责，请立罢黜，并要求皇帝下‘罪己诏’，以开直谏之路”。苏廷魁还曾先后在广州越华书院、肇庆端溪书院讲学，倾其所学、诲人不倦。

星岩书院因其浓郁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品性、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，引得文人雅士吟诗相颂、蔚为大观。明代有黎遂球的《登宝月台》、陈子壮的《宝月台》等诗歌传世；清代梁鼎芬为星岩书院众绿厅题联“招邀数君子，沉醉万荷花”，又有“切云明月修奇服，苦茗青灯要此时”，皆为佳作……据相关资料统计，仅在清代有关星岩书院的诗文就有近20余篇，其中不乏袁枚（《游端州宝月台记》）等大家之笔。到了当代，“包公治端”、办学兴教的故事也产生了全新的演绎方式：2017年，全国首部全景式“包公”题材大型原创廉政音乐剧《青天之端》上演，生动演绎了包拯在端州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的动人故事，引发观演群众的强烈共鸣。

龙图肇始、文脉相承，延续千年的星岩书院无疑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。站在如今的宝月台上，看着一池荷花、满堂盛景，遥想千年前于蛮荒之地躬身办学的包拯，时光流转间于书院专心治学、静心思学的文士学子，仿佛时光从未走远……